【美院人物】清华美院教授尚刚 | 用工艺美术引导社会审美风尚

结缘工艺美术1952年

        尚刚出生于北京市东城区南板桥胡同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尚爱松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美术史家,常有文史、艺术界的大家前来与父亲畅谈,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尚刚自小便热爱传统文化。   

        1969年,尚刚随着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到黑龙江农场插队。“我那个时候书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很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是个几乎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尚刚打趣道。即便如此,尚刚仍旧没有放弃自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尚刚考入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转眼就到了1982年,受父亲的影响,尚刚本想考到中央美院学习绘画史,无奈这一年中央美院没有招生,尚刚便在机缘巧合之下,转考中央工艺美院的工艺美术史,自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方向。尚刚报考硕士研究生时,中央工艺美院的招生名额有7个,中国工艺美术史方向名额有3个,但最终全院仅录取尚刚一人,庞薰琹、田自秉、王家树三位大家便都成为了尚刚的导师。三位先生对尚刚的治学理念和教书育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庞薰琹先生是位卓越的画家。工艺美术跟绘画联系密切,但是是不同的两个方向。当年,学校里许多老师都愿意画画,不愿做工艺美术的设计。庞薰琹先生作为副院长,为了改变这个风气,多年停笔不画。“庞先生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这本书常常被用作教材,当时出版社要印成带彩页的,虽然书会更好看,但价格会贵很多。庞先生是艺术家,当然讲究美观,但他说‘我这个书是给学生写的,印彩版书卖得贵,对学生购买有影响’,所以坚决不印彩版。”庞薰琹先生的人格和对艺术事业的专注使尚刚钦佩不已。

从断代史入手

        在读硕士的两年半的研究生里,从清晨到入夜,尚刚全力投入了这个领域。

       “当时主要是三件事:一个是看览,当时北京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临时性的展览;再一个看期刊,阅读《文物》《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等期刊;最后就是读古籍。”读期刊、做卡片累了,尚刚便以看教研室里的古籍为调剂。读到《元史》,尚刚发现,书中不仅工艺美术史料特别丰富,并且许多记载和当时学界的议论有出入。“古今说法不同,我当然更相信古人的记录。”当时,工艺美术研究比较落后,关注元代的更是少之又少,尚刚便把元代工艺美术定为硕士论文选题。

        在元代工艺美术的研究中,尚刚努力在蒙古族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汉族传统文明三种主要的文化背景下讨论艺术现象。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工艺美术品也大多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特点,青花瓷即为典型代表。“当时的三种主要文明,在元青花上都有体现。比如说蒙古族喜爱白色、蓝色,青花瓷恰恰是白蓝两色;蒙古人喜欢数字九、讨厌数字七,青花瓷的装饰带就没有七层的,而九层的不少。上品元青花使用彩绘原料都是从波斯来的,装饰往往特别繁密,跟宋代、金代的简雅完全不同,却与伊斯兰艺术一致。另外就是跟汉族传统文明的关系,元青花能够见到以前很多的花纹、造型,却把以前花纹和花纹、花纹和造型的组合关系打乱了,花纹又往往特别满密、造型还常常特别硕大,这样,人们虽然熟悉器物的许多局部,但整体面貌是全新的。” 

元青花昭君出塞图罐,景德镇窑,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 

该罐疏密有致,布局匀当,是元青花的代表性作品。

        硕士毕业后,尚刚便留系任教,工作一年后,得到了公派留学的机会。他说:“因为我做了元代,知道中亚的重要性。当时,苏联有些很好的学者做过和唐代工艺美术相关的中亚、西亚艺术研究,所以我读了他们的著述,对唐代也做了一些准备,回国后,就接着读博,做唐代的工艺美术。”

        说起从元代转到唐代,尚刚笑称:“我就是喜欢搞‘乱’的。”他认为在这两个文化背景比较丰富的时代中,工艺美术的研究牵扯的问题更复杂,也更具有研究价值。

全面占有资料,改变学科风貌

        工艺美术的学科曾经滞后,主要原因是对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和其他学科的成果的了解太不充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尚刚花费了大量精力,希望在系统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在资料搜集中,尚刚对古代文献的投入尤其多,认为系统占有,并且深入理解古代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的特质

        尚刚之前,在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里,还没有谁系统读过文献,讨论的焦点通常是艺术分析。但是,艺术史的问题不仅有艺术分析,还要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历史与其演进,说明艺术现象发生的地点、时间,并且解说其中的原因。如果对这些没有充分的学术把握,再强大的艺术分析也难免走偏。尚刚相信,只有用文献和实物资料互相证明、互相补充、互相解说、互相阐发,才能够建成比较可信的艺术史。

        之所以看重历史文献,尚刚认为,原因就是基本的资料就是实物和文献,考古学再强大,提供的实物资料也只如当年制作的沧海一粟。而文献不仅是补充实物欠缺的唯一知识来源,还是解说现存实物的唯一历史根据。为此,他在历史文献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也证明了其方法的正确。

        比如,联珠纹从波斯传来,在南北朝后期到唐前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装饰现象。如果按照自西向东的传播路线,那么在中国西部的出现应当更早。目前,考古学提供的中国最早实物是吐鲁番558年墓葬里的丝绸,但按《北齐书·祖珽传》的记录,这种花纹的丝绸却更早就出现在并州(今太原)。为考订这个史事的具体时间,尚刚花费了大把时间,最后认定发生在543年。就是说,史籍里在中国东部出现的联珠纹反而比西部早了至少15年。这样,不仅为联珠纹传入中国提供了确切的时代依据,还说明单凭考古资料不足以建设艺术史。

        继承前贤的传统,尚刚主张朴素的学术,坚持观点从全面占有的实物和文献史料中产生,反对用“洋”方法治学,抵制以“新”理念为主导。

断代史、通史和普及读物

        尚刚先后于1998年和1999年出版了《唐代工艺美术史》和《元代工艺美术史》。这两部重要著作均于尚刚的博士、硕士论文基础上成书,是他近二十年心血的结晶,它们都在学界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唐代工艺美术史》是第一部严肃的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著作,《元代工艺美术史》他投入更多,是迄今元代工艺美术研究最权威的著作。

        尚刚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好通史,如果说某某是通史专家,那等于是骂他。学术研究还有门类史,但断代史更适合教师做,因为门类史要更多了解实物,断代史却可以比较侧重文献,教师接触文物机会比较少,而读书的条件更好。我和我的学生都做断代,研究中,希望穷尽史料。只有穷尽了,不仅能说‘有’,而且敢说‘无’。”

        尽管深知自己无法写出很好的通史,但是尚刚还是出版了自己的通史著作《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之所以这样,他说:“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不想让错误更多的教材贻误学生。如今的一些教材是为赶任务、评职称,匆忙拼凑的‘急就章’。”从2007年起,《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已经修订了两版,印刷了18次,是目前被采用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

        中国古代艺术灿烂辉煌,应当更多地让人们了解,因此,尚刚近年又受邀写作了多种普及读物,有《林泉丘壑》(增补的第三版更名《烟霞丘壑》)《天工开物》《极简中国工艺美术史》《给孩子的国宝》等。他利用自己曾读中文系的“本钱”,以晓畅简净的语言,平和浅近地向大众传播知识,为增进读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了解和热爱做出了贡献。

        在论文集《古物新知》自跋里,尚刚曾经写道:“衡量我这类工作,有三个大的标准,一是对资料的占有,二是对资料的理解,三是立论的胆气。三个标准,对研究,要循序实现;论价值,却依次递增;在学人,前两个,与时俱进,后一个,与时俱退。这样,学人的成绩就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工作里。”因此,尚刚写作普及读物,也有“遮丑”的“私心”。想做工作,但“立论的胆气”却“与时俱退”,既然还有自知之明,又不敢“胡言乱语”,这样,写作普及读物就是自娱娱人的事情。——尚刚这样自我调侃。

        尚刚坦言:“自己现在的目标读者有两类。一类是学人,希望能够以研究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为学术创造一点儿新知。一类是大众,希望借助普及读物的写作,让他们能够亲近传统文明,轻松地获得比较准确的知识。这些年,各类国宝、鉴宝节目受众特别广,但是它们往往娱乐至上,不煽惑毋宁死,任性解说、恣情演绎的成分比较大。所以,用轻松的笔调、亲近人的方式,严肃地传达正确的知识,为大众写作也是学人的义务。”

        尚刚还有个学术计划,准备在退休后,把《元代工艺美术史》重新出一本。“好多年了,不断有出版社、有读者要我再版那本书,但那本书太老,我不想再版了,一方面我读到一些新的资料,另一方面我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想结合新资料、新认识重新再做一本。其他的事都是可做可不做的,这件事一定要做。”

古代工艺美术的功用

        多年来,尚刚总在强调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巨大功用,在授课时和写作里,他反复解说着这样几个观念:

        常有人把工艺美术与鬼斧神工、奇技淫巧联系起来,认为匠师的创作是玩赏品。但这是个误会,在古代,工艺美术品的主体是日用品。作品既便没有装饰,也有色彩,除去平面的织物等以外,还有造型,色彩和造型都是美的创造,都可以欣赏。这样所有的日用品都能够欣赏,许多欣赏品也可以使用。当然,作为艺术史,学者的大众更关注适用并且艺术性更高的精品。

        因为不论官府制作,还是民间生产,工艺美术品的设计、制作往往都是针对着财力与身份相当的阶层,甚至阶级,所以几乎所有的工艺美术品都体现着审美的共性,这和强调个性的诗歌、绘画等等不同,因为个性千差万别。因此,借助工艺美术,更能够了解中国审美的历史,这个审美史不仅是精英的,更是大众的、社会的。

        在培养大众的审美上,工艺美术的价值是纯文艺不可比拟的。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古代,人可能终身不去欣赏纯文艺,但一定要接触以日用品为主体的工艺美术品。因此,工艺美术自幼便培养着人们的审美倾向,这种倾向将在日后发生决定性作用,左右着人最终的审美判断。

        中国古代的工匠不仅发明了丝绸和瓷器,还长期是唯一能够制作它们的国度。以后,虽然技术传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中国的制作水平还长期领先世界。借助各种方式、通过多条道路,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域外,不仅深受喜爱,还常常引来仿效,引导着世界潮流。

        中华文明的核心当然是思想、是文学,但古代世界文盲太多,要想了解中国思想,中国文学,先要识字,如果没有译本,还要认识繁难的汉字。这样,中国思想、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就有很大的局限。可承载了、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工艺美术品不同,它们主要是日用品,不必识字,就能在使用中,认知了中华文明。因此,在古代,工艺美术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基本媒介,这是其他任何文明形式都不能比拟的。

      “卖瓜的不说瓜苦。”尚刚这样自我调侃。但是,干一行,总该爱一行,具备条件,还该宣传一行。仔细想想,尚刚所言也合情入理。

创作要深合传统文脉,富有时代精神

        古代工艺美术就是以手工业方式制作的造型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如今的工艺美术往往走出了手工制作,大多离不开电力驱动,比如陶瓷制作、玉石碾琢、机器刺绣。当代的工艺美术已经包含了具有手工意味的创作,甚至是机械化、信息化产品。纯手工的作品已经大多转为欣赏品、玩赏物,它们的价格也大多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工艺美术在日常生活里的地位下降了,并且,伴同文明的进步、传播的发展,其文化地位也衰减了,起码不再是传播文明的基本媒介。

        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曾经是国家创汇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之后,工艺美术的外贸地位大大降低,创作经历过困顿衰落,工厂转制停产,从业者大大减少。不过,跟随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也迅速提升,中国工艺美术又有大发展。国家采取多种振兴措施,行业迎来转机。而富裕人群对名家作品热情高涨,前几年,售价几乎高得离谱。若干名家也被到手的名利熏得昏昏然、飘飘然。当代的工艺美术创作出现了问题。

        尚刚直言,当代工艺美术的乱象主要出在设计,集中表现为沉迷仿古和妄自出新。妄自创新主要是想把工艺美术变为前卫艺术,对精湛的技艺或者精良的制作甚至不屑,还总想用工艺美术品承载上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时髦观念,甚至会把作品起个英文名,好像中文已经不能展示其高明、体现其玄妙,这大体出现在院校。行业里流行的是沉迷仿古,或者一味仿制古代经典,单是《清明上河图》,就有不同材质的许多仿品。或者把古代因素随意拼凑,使作品非驴非马,让人啼笑皆非。

        尚刚说:“继承传统,不是继承某个纹样、某个造型、某个色彩,不是仿制那些古代名作,应该继承古代的文化精神,令创作深合传统文脉。一定要使作品饱含时代气息,富有时代精神。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之所以辉煌灿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沿着传统文脉,不断发展,风格代代不同。

        对于中国当下的工艺美术,尚刚并不悲观,认为如果要提高设计水平,关键在提高从艺者文化修养。眼下,已经有一些匠师在努力读书学习,创作出不少精彩的作品。并且,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各地也在大量开办各种培训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许多院校都在努力,想方设法提高从艺者的艺术素质和文化修养。不过,学习是终生的事业,不会朝夕奏效、立竿见影,不能指望短暂的培训发挥持久的效力。同时,培训的内容也应当拓展,不该仅仅限于工艺美术和绘画、雕塑,应当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和古典文学,因为那才是中华文明和文艺的核心。 

尚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对南北朝至元,特别是元代和隋唐五代心得较多,贡献颇大。主张以尽可能全面的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互相补充、互相解说、互相阐发,以建设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发表学术文章逾60篇,其中,论文近30篇,出版个人著作11种,其中,学术专著4种。5次被清华大学研究生会评为“良师益友”,研究与教学成果6次获得省部级政府奖励,负责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为国家精品课,先后被评为宝钢优秀教师和北京市教学名师。他致力于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已三十余年,为人低调、治学勤勉。他期望在求真的基础上,努力求解,以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做出既有资料依据,又富学术深度的归纳。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先后出版工艺美术断代史著作,填补学科空白,引领整个工艺美术史学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来源:人文清华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