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专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明旨教授访谈 | 传承、融合与超越

编者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我国设计教育的最高学府。王明旨教授于1997—2005年担任学院院长,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为学院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是学院发展的重要见证人。《装饰》杂志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办学特色和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问题采访了王明旨教授。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王明旨教授 

装饰:早年在中央工艺美院求学的经历,对您后来从事设计和教学工作有哪些影响? 

王明旨:我是1962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的,那时学制是5年,本应1967年毕业。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我在学院读书的时间只有4年多。课程基本上都学完了,但是最后的毕业实习、毕业创作没有进行。这4年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我印象比较突出的几点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整个教学体系基本上是沿着包豪斯提出的方向学习的,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学院不仅注重创造能力的培养,还特别重视动手能力。这可能也和当时科技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当时学生上课的时候,有较大比例是练基本功,当时课时量是非常大的。每周6天上课,每天有早、晚自习,还有一整天的课程。同时,单元制的课程要求非常严,上课动手的时间是相当多的。我想这是因为当时很多艺术设计的表现是必须自己动手才能够达到的。例如平面设计,设计产品包装上面的文字全要自己写,用手写的字体来制版,所以字写得好坏非常重要。过去很多动手的内容,现在基本上应用电脑都可以代替。 

        过去要设计一个果汁的广告,要画新鲜的水果,这个水果就要画得非常逼真立体,上面的水珠都非常清晰。现在完全可以用摄影完成,摄影比画效果更好。电脑里面什么字体都有,也不用自己来设计字体,有了电脑辅助设计,印刷制版的大量工作都跳过去了。所以,当时的这种教学状态也是时代特点决定的。我学的是最早的工业产品美术专业。我们的班主任一开始是雷圭元先生,后来是郑可先生。郑可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很多时间要用在做模型上,注重比例、结构、形态的转折、起伏、变化,还有最后翻制石膏模具,全部都自己动手。  

雷圭元 素描 自画像,1953年

 

        另外就是对知识的全面吸收,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当时也提出来“古今中外,皆为我用”,这是雷圭元先生特别强调的一个方向。所以古希腊的东西、中国传统的东西,青铜、陶瓷、图案、花样等等,全都为“我”的设计所用。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视临摹传统、学习传统。通过这个学习,才能够把自己的审美提高,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将来的创作。所以在当时的中央工艺美院,学校对这些方面非常重视,同学们也非常重视。这些做法表面上看是培养动手的能力、动手的水平,实际上是希望学生通过动手认识材料、认识传统,认识现在流行的东西。 

        当时老师们都非常强调多去看展览,看展览的时候要画速写,要临摹。在当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每个人都有速写本,每个人每天都要完成多少张速写。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虽然说过去是重视动手,现在是重视动脑、重视理念、重视观念,但是学艺术设计这个专业,恐怕要培养相应的能力还是要动手。因为只有动手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才能够更多地吸收别人的长处,才能够更好地融会贯通。所以中央工艺美院当时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使自己终身受益。 

 

20世纪9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校门 

装饰:1982年您受国家教委派遣,到日本筑波大学留学,对日本设计教育有哪些体会? 

王明旨:1982-1984年,我到日本筑波大学去学习。筑波大学是一个综合大学,其前身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后来发展成筑波大学。筑波大学的设计系有很多位很知名的老先生。我的老师是吉冈道隆先生,他与亚洲的很多学校,包括在印度、还有中国台湾、湖南等省市高校,都有很多交流,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筑波大学艺术设计教育开展得很全面,老师们教学非常认真。从教学特点上来说,一是国外的信息非常灵通。跟国内的教学对比来说,当时国内的信息还是渠道比较少的,杂志也不是很多,而国外这方面的信息非常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另外,筑波大学的老师们教学非常认真、严格,对于学生的培养是全方位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地方。比如学生去参观、去考察之后,老师马上布置作业,要求每人写一份考察报告。另外,马上复印一篇英文文章,晚上回去翻译,第二天交上来。专业老师还负责外语培训,督促学生的外语学习,内容多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流行的或者是设计先驱类的文章,对学生是很有帮助的,同学也都非常认真。 

        再有,从教学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一方面督促大家创造开发,更好地提高设计能力,同时引导同学全面地理解设计批判的内容。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已经开始讨论设计在社会上泛滥的种种现象,“design”这个词在社会上到处都在用,什么都在用,已经用滥了。应该怎样理解设计,应该怎样认识设计,应该怎样向前推进设计,这些方面他们也都是非常认真地展开研讨。不是简单地、不加思考地主张大胆开发,大胆创造出更美的花样,而是从人文、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角度,探讨怎么能够让设计扮演一个引领人们科学地生活、正确地生活的角色,这种重视思考、重视反思的理念是非常好的。另外,在当时日本已经提出设计“异化”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密切关注生活的基础上发现,大批设计师在努力设计出花样繁多的生活日用产品之后,产品并没有起到科学地引导人生活、引导人正确地生活的作用,而是走向了歧途,改变了设计本来的面貌。这些社会现象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在日本学习期间,我在设计教学方面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产品如何开发,怎么创造,这些方面筑波大学都有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和程序。同时,又在艺术设计教育理念方面得到很多启发。  

王明旨教授与吉冈道隆先生 

装饰:当时日本的筑波大学有没有关于设计可持续、环保主义,包括设计伦理这些问题的研究? 

王明旨: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到这么多,但是当时导师给了我一篇复印的文章,就是“情报化社会”,这个内容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所谈的信息化社会,那个时候关于信息化社会的话题刚刚开始。计算机辅助设计也刚刚开始,老师开始应用电脑,应用286、386电脑,学习怎么来设计一个水杯等等。后来信息设计的发展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想象。 

装饰:这段留学经历对您回国后在工业系的教学有哪些影响? 

王明旨:刚才讲的这两个内容,在后来的教学工作当中对我有很大帮助。让学生能够古今中外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信息,能够接受先进的设计思想,来从事未来的设计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正确地把握设计方向,正确地理解设计,这是我一直努力跟同学谈的一些话题。我觉得目前的中国应该很好地把握什么是好的设计,什么是正确的设计,怎么能够让设计准确地发挥它的作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刚才讲到设计的“异化”问题,目前中国确实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模具生产水平相当不错了,生产的能力也提高得很快,非常高质量的产品都能够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社会的需求,只考虑商业利益,再大量地推出各种繁多的花样,实际上是很大的浪费。所以怎么能够让设计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目前设计方面的一个亟待纠正的关键问题。可持续的设计非常重要。比如以前,我们在工艺美院上学的时候,做设计的人都知道实用、经济、美观,这是基本原则。我觉得现在应该重提这一原则。现在生产的很多产品是不实用、不经济的,只有所谓的“美观”,但是有些人喜欢,于是花很高价钱买。这些东西实际上给整个地球的大环境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真正地按照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去做设计。  

        还有过去人们提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约理念,我们现在生活好了,这好像是早就应该被淘汰了的旧思想。实际上不应这样考虑,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经济水平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在地球上怎样科学地生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把一些修理行业适当地恢复起来。这不是判断事情的正确和错误,而是应该提高到审美高度的问题。  

        科技工作者当然要迅速地发明创造,要搞原创,奋力地把科技往前推进,但是还要由设计很好地考虑这些科技的发展成果怎么为人类所用,而且要用得恰当,要用得合理。我认为这是人文学科必须要肩负的重任。否则,设计会出现大问题。例如,四川地震之后,有一个叫金田村的小村庄整个震塌了,然后恢复重建工作的设计是香港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做的,获得了世界民居设计奖。为什么得奖?因为他的民居设计着重考虑了未来的问题,考虑了环保的问题,考虑了人的真正科学使用的问题。村子错落有致,房顶又能够种花草和蔬菜,人们还可以自己摆摊卖东西,村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广场,大家可以交流,垃圾和粪便可以生成沼气,可以提供燃气使用。所以他的设计,不是简单地设计一个建筑造型,不是一个物美价廉的问题,而是真正把人和自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这样的设计方向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怎样让设计真正地为人类所用,能够让人类更科学、更合理地生活,这些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装饰:您担任院长期间,从1998年开始,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例如三个学群的建制、实行学分制等,这些改革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明旨:一方面因为合并的原因,原中央工艺美院的体制要跟清华大学的教学管理体制对接,要很好地协调,形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艺术设计类的院校一定要形成一种动态,或者说是“生态”机制,而不是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多少年一贯制的状态。所以当时我一直主张,各个专业还有系科争取要进入一个竞争的状态。这个竞争状态客观是由学生选择形成的,学生选了,这个系就壮大;没有那么多学生选,这个系就要收缩。壮大了,就可以成为一个分部或者一个系;收缩了,就变成一个研究室或者研究所。这就是一个动态的、自动调整的机制。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另外也能跟学生管理的学分制很好地协调起来。真正的学分制是,学生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修满学分,成绩合格,就可以毕业,不是严格地规定学生在哪个班。所以在当时,一些改革的设想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展开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客观形势或者实际上有些操作并不是太理想,所以就没有完全实现。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按照分部招生,所以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真正的学分制和引进竞争机制,能够动态地形成教学管理的体系,这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现在来看,我们的理念还基本上是工业化社会的,还没有完全形成信息化社会的艺术设计教育理念。信息化社会的艺术设计教育应该是什么样,还是未知数,我们恐怕应该提前一些,或者是大胆一些来考虑能够适应未来的做法。全世界各个院校也都在尝试,也都在研究和讨论。比如以前看到一些学校,他们的系和科不是按照学术这个角度来规定的,而是根据研究课题来定的。有的老师有经费,有研究课题,吸引学生进入他的课题组,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就形成了,这个团队就可以招生。我认为,我们的教学现在还带有很多传统的味道,要适当地考虑未来的发展。 

 

1999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挂牌仪式在光华路校园举行 

 

2005年落成使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学大楼 

装饰: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的合并使学院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合并的背景是怎样的?合并以后学院更名为“美术学院”,而不是“设计学院”或“工艺美术学院”,当时出于哪些考虑? 

王明旨:回顾当年的情况,首先是国家的整个政策需要一些学校做一些合并,这是出于学科交叉的考虑。比如清华大学过去是比较纯粹的理工大学,以这方面见长,但是很多人文学科已经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艺术学科也开始进入,这也是国家整体的一个考虑。另外,原轻工部是我们的上级领导,轻工部下面有8所大学。这8所大学全部都放到地方,中央工艺美院在1998年5月已被放到北京市。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我们已经不是国家轻工部的学校了,而是北京市的学校。所以在当时,比较形象地说,那就是如果能够进入清华大学,是等于进入国家队。当然,一些老先生可能对细节不太了解,有故土难离的感觉,这都可以理解,有些不同的呼声或者想法,这都很正常。  

        当时校名的讨论,做得还是比较深入的。我们从学校的全体老师、副教授、教授、学术委员会层层开展多次讨论,曾提出七个方案,最后在学术委员会上,以绝大多数的投票,同意命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什么我同意这个叫法呢?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美术学院往往能够涵盖艺术设计领域,从全世界的艺术大学、艺术学院来看,里面包括美术、艺术设计,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一个艺术设计的大学里包括美术,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比较少的。在日本,叫艺术设计的学校基本都是大专,叫美术大学的,是本科的学校。所以这样对于国际交流来说,会比较有好处,不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投票之后,形成这种意见,我也是赞同的。 

装饰:合并以后,在艺术与科学交融的大方向下,学院的教学有哪些调整,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明旨:合并之后,当时很明确的一个提法就是努力保持以艺术设计为主导的优势和美术学科加速发展的一种态势。我们学院的艺术设计学科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是领先的,而且大家认为是一面旗帜,所以要保住这面旗帜,要尽可能地把艺术设计学科办好。另外,美术学科方面,我们过去有装饰雕塑和装饰绘画,在这个基础之上,又从外边聘请了很多中青年优秀艺术家。这样,我们美术学科的力量实际上也是相当强的。特别是雕塑,在全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几位雕塑家都来到清华美院任教。过去我们就很希望有些研究课题、有些研究方向,能够和清华大学合作。以前我当副院长的时候,就很希望清华大学的老师能到工艺美院来讲课,所以进入清华大学之后,更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促进课程交叉、学科交叉,能够共同地开拓、开发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例如,在材料、生物、产品设计方面,还有计算机科学、汽车设计等领域,都可以形成一些合作。  

        另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些二学位的学科,很多计算机专业的同学,还有其他专业的同学,都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到美院来修二学位,这些也是改变清华大学单一理工科氛围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在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邀请全世界很多雕塑家为清华大学校园做雕塑,很多好的雕塑作品能够在校园里出现,使校园整体的艺术氛围有了很大提升。  

装饰:今年是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20周年,您如何评价20年来学院的发展? 

王明旨:时间过得真快,转眼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当中,清华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都非常努力。在行政管理、财务、教学管理、招生等方面,对接得非常顺利。清华大学也给予了很大的关照,遇到难题,只要我们提出来,大学的各个职能部门都是尽量想办法解决,而且非常迅速。所以在这种整体氛围之下,在美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大家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过渡,同时也拓展了很多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从老师们的创作和研究课题来看,我想应该能看得很清楚,各方面跟过去比有了长足的进步。另外在项目合作上也是,比如国家级的展览、各大博物馆的展览,还有各方面的国际合作会议等,包括国内的各省区的建区、建省纪念庆典等这些设计活动,老师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做了很多工作。今年是两校合并20周年纪念,学院要举办一个展览,这个展览能很全面正式地展示20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清华美院的发展前景我坚信是非常美好的。  

装饰:从您的角度来看,如何定义清华美院的风格? 

王明旨:这个问题过去也专门谈过,清华美院的风格说起来,是一个突出集体的学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还有国家的重大项目等,每个人的工作都融在整体的成绩当中,大家都不计较,而且是全力以赴、兢兢业业,能够把国家的课题做得很好。到现在为止,我们完成的很多国家课题,都是隐姓埋名的。一开始可能是代表学院去参加的,到最后就变成整个设计团队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归到哪个学院、哪个单位。老师们全都是考虑国家整体的任务要求,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另外,我们学院从特点来说,是“古今中外,皆为我用”,不是固定地排斥什么或者倾向什么,而是真正谦虚地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化,来为设计服务。这些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特点。学院老师和同学们基本上也都继承了学院的传统。有任务的时候,大家是没日没夜、全力以赴来做,每个人都在实干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才干,获得收获,这是非常突出的。  

装饰:今年是包豪斯学校成立一百年,您如何评价包豪斯的价值和对中国设计教育的影响?

王明旨:我认为包豪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倡导的配合着大工业生产应运而生的艺术设计以及与之相关的设计教育。过去传统的设计模式基本上是为少数人的、为贵族的设计。包豪斯是通过大生产方式,为了全人类服务的。所以我认为它最重要的贡献在这方面。为什么说它是应运而生呢?因为大工业生产模式就需要这样的设计。这种设计教育是能够为普通老百姓、为全人类服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包豪斯的这种教育影响了整个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包豪斯肯定还会有影响,但是它恐怕要变成一种新的形式。至于是什么样的新形式,那要有待于新时代的新的“应运而生”了。不管怎么说,这个“新”都在我们现在的实践和探索之中。包豪斯提出的这些艺术设计的教育方式强调动手、强调实践、强调材料的应用,还强调和生产结合。所以从目前来看,全世界的艺术设计基本上也是按这个方式来发展的。  

装饰:目前国内开设设计教育专业的院校众多,我们可以大概归纳:一类是传统的美术学院的方向发展出来的工业设计专业,还有一类是工科和综合类大学。清华美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既有传统的工艺美院的传统,又属于清华大学的综合系统。您觉得这两种模式下的设计的发展方向各自存在哪些优势和不足?是否能够弥补? 

王明旨:确实,目前整个国家艺术设计类的学校,特别是工业设计这方面的学校,一部分是美术类的,还有一部分是理工类的。我曾经谈过,艺术设计不是做蛋糕,底下一个发面饼,上面浇上奶油,做上花样,这就能叫艺术设计,而是要真正地融合起来。多年来我们的探索实际上就是要考虑工业生产,考虑客观实际情况,调查人民的生活,然后真正地了解人的审美,最后融合在一起。我认为应该做成这样,而不应该是研究材料之后加点美化;或者完全是艺术形式,不考虑材料,也不考虑工艺和生产,然后就搞成一种艺术化的或者是可以展览的美术作品。这些太偏了,都不太好。不能够单纯从美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能单纯从结构、材料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两方面要融合,一定要融合。至于怎么融合,只能靠我们自己在设计实践中体会,设计教育工作者要认真地探索这一方面的内容。 

 

王明旨教授与李政道先生 

装饰:站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您对清华美院的未来发展有何展望? 

王明旨:清华美院具有先天的良好条件,因为有原来中央工艺美院的传统,有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另外,又赶上信息化社会初期的大发展时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应该努力探索和考虑信息化社会的艺术设计教育应该怎么做,这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现在全国艺术设计类的院校加在一起一共1000多所,其中开设工业设计专业的有500多所,在这种氛围之下,设计教育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中央工艺美院时期,全国仅有几所设计院校。所以今天在共同探索的情况下,在竞争的态势下,大家都在努力,我觉得会有一个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模式出现。我相信清华美院一定会扮演重要角色,我也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清华美院能够继续走在最前面。(资料来源/《装饰》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