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中国室内设计艺术千年回眸》大型音像制品正式出版发行。编委会主任、中国室内设计泰斗张绮曼教授带领11名博士生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挖掘大量的史料、文物、考古成果及典型案例，讲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态状况、生活方式、居住理念及室内空间艺术特征的发展变化。同时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填补了国内室内设计缺少系统的清晰可视的音像制品的空白。
张绮曼教授用一生的践行诠释了室内设计行业的动人历史。五十多年的行业亲历，她参与了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创建并完善了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科建设，培养了第一批环艺设计方向的博士研究生。70岁高龄的她，仍然坚持在设计的最前线，指导学生的方案，把控设计项目的落实。
张绮曼教授的学生如今大多都担起了行业发展的重任，有的奋斗在教学第一线，有的是企业中的骨干。一代人的力量足以推动专业历史，更何况一届届的桃李满天下。他们为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仍坚信，行业的未来会朝健康而合理的方向发展。
《设计》：留学日本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影响有哪些？
张绮曼：
留学日本的经历，对我这一生来讲都是很重要的阶段。日本设计非常发达，而且是一个内敛、低调的国家。从社会的公共环境、居住环境到人们生活应用的各个方面，处处都是经过设计的，设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而且设计的质量也很好。设计师的工作也比我们要深入得多，我们的许多设计师一直以来只是在改变表面的造型。而他们强调工匠精神，关注材质特性和利用、使用方式的改进，以及产品的质量和标准。
历史上，中国的很多东西传到日本后，由于国土狭窄，资源有限，他们必定要走简约化的道路。多元文化并存，把国外的东西和日本本土元素、材料工艺、生活习俗相结合，走一种低调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质朴路线、提炼出有文化内含的雅致设计，而不是盲目的追随西方。
日本人的环境意识非常强，由于生存空间有限，所以非常爱护国土、注意环保。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在上世纪70年代普及环境意识。留学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对地球环保的认识，同时拥有了对环境设计的前瞻性思考，所以我回国后很注重宣传环境意识。同样都是东方民族，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取长补短有利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设计》：关于学科的名称，业内一直有争执？
张绮曼：
教育部的专业指导人员很多是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一直搞不清楚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设定、管理和专业方向。专业的名称一直在不断的改变，这不利于专业的稳定和发展。有人要求改成“环境设计”，那就没有必要放到美术院校！放在工科的环境工程专业里面就可以了。在国外这个专业名称的英文可以叫环境设计，日本叫环境造型设计，因为英文“DESIGN”是包含艺术设计的内涵的。中国的国情和国外不一样，一般中国人认为设计是指工程设计，只有加了装饰二字之后才知道是和艺术结合的设计，所以长期以来叫作室内装饰设计、或者室内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名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并有利于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其专业性质。
室内设计可以延伸到室外环境，形成内、外环境呼应的艺术整体。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包含室内设计和景观规划设计两个主要专业。是关系人类生存环境质量能否改善提高的一个重要专业。涉及中国十几亿人的生态环境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应该结合中国国情来设立专业。建议国家予以重视。在一些发达国家，室内设计是个高附加值的专业。他们都是靠高附加值的设计给产品带丰厚利润，为国家创造积累财富。
《设计》：您1988年建立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到今年也发展了30年，能简要谈下取得的成绩吗？
张绮曼：
1959年我考上中央工艺美院建筑装饰系，不久就跟着导师做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建筑的室内设计。导师采用简化、提炼中国古典样式的设计方法，被称为“新古典主义”风格样式。同时，借鉴了苏联革命题材的红色装饰主题和一些东欧图案，创作出的北京十大建筑成为新中国的建筑、室内设计典范，也为建国后的国家形象建设作出了贡献。
1986年我从日本回来后，学院安排我担任室内设计系的主任职务。1987年我提出申报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要求，得到学院支持报送教育部批准之后，1988年开始在全国相关艺术、轻工院校招生。还批准了两所建筑院校可以在建筑学专业开设室内设计方向，上海的同济大学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之后，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纷纷开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院系。90年代全国就有1000多个院校建立了环艺专业系。我和全系教师进入了紧张的扩大专业内容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工作。为了提高教师和教学水平，还多次组织世界范围的参观考察活动，长期外请专家学者授课和学术交流。我还积极的联络促成将中央工艺美院、东京艺术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三个院校建立成为姐妹校，互派教师进修和学术交流就方便多了。当时工艺美院是小班制，一个班标准人数15人。环艺专业报考人数太多增加到一个班二十几人，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招三个班。有的考生为了进环境艺术系学习会连考七年才考上。我们的毕业生也很受欢迎。环境艺术设计系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学术带头系，我个人很难忘与全系教师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合并到清华大学建立美术学院，两年之后，我受到邀请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环境艺术工作室。
我是最早一批教育部批准的博士生导师，培养了23名博士生。长期以来，我带领教师编辑出版环艺专业的系列教材和专著，包括《室内设计资料集》、《室内设计经典集》、《环境艺术设计与理论》、《室内设计风格样式和流派》。《室内设计风格样式和流派》等等，特别是《室内设计资料集》这本大型专业工具书最受欢迎，1991年出版至今已经70次印刷，每年增印3万册，在国内外发行共一百几十万册，成为设计师必备专业工具书和教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奇迹。
教材建设、人才培养，这些都是完善室内设计专业的系统建设。在学术交流方面，我受到几个专业协会邀请担任职务，协助他们举办环艺大展和论坛，我后来受到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担任“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主任。通过这个平台，把全国环境艺术专业和景观设计、室内设计的各地学科带头人及专业骨干集中一起，打造中国第一学术平台。开展了八次全国大展和论坛活动，2003年我提出“为中国而设计”的学术主张；2008年开始为西部农民提供无偿的公益设计服务，带领教师和学生走进西部黄土高原地区的生土窑洞，为农民做生态建筑窑洞的改造和提升，受到农民欢迎，也为中国传统生态建筑保护做出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室内装饰行业可以说是几个艺术设计行业里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建筑可以百年不倒，但是室内空间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更新，就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中国环艺设计师的队伍有一两百万人之多，是世界范围最大的设计团队。其行业规模每年产值好几万亿，人们对室内设计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对国家经济建设举足轻重。
《设计》：从环艺教育上来说，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张绮曼：
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始终认为教学体系，教材建设不够完善，还缺少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成果。
这几年，国家重视绿色生态的宣传和引导，但是在设计教学内容上没有体现，主要还是以表面的造型为主。普遍认为艺术设计就是造型设计，我们的创新设计应该更多的放在绿色生态设计上，世界各国都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如何从材料的节约、反复使用方面、有利于人的安全和健康方面，让人健康愉悦的使用它。中国的百姓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且没有跟生活结合起来，这种理念要从从小开始培养。
有些青年教师在教学上也不负责任，认为学生是未来的竞争对手，自然不会全心全意教学，硕士生博士生混文凭的现象也很严重。很多工科院校里培养出来的设计专业学生缺少审美修养。毕业以后只能做一些表面的东西，缺少理论基础。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
《设计》：如何看待设计的风格和流派？
张绮曼：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总是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经过漫长的岁月，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将居住需求放在首位。生活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对居住空间的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发展也为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形式、陈设艺术、装饰艺术等审美标准的演进中，出现过许多经久不衰的经典样式，也出现过缤纷多彩、转瞬即逝的众多潮流、流派。尽管它们存在的时间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是相同点是显而易见的，都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也受到当时文化背景的制约，都是随着历史潮流而演化的文化现象，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流派和样式的形成，是因为好的东西大家相互模仿而形成的，流派相互之间的感染传播，媒体导向的传播和仿效传播。
现在的人面临生存环境的集体失忆，形象的同质化与认同感消失，文脉与肌理紊乱消亡。在广州的世界室内设计大会上我提出，信息时代的室内设计的方向应该是生态回归和文化记忆。
《设计》：如何看待新中式设计？
张绮曼：
我认为新中式是不存在的。如果一旦叫新中式，在中国就成为一个主流流派。要讲新中式，首先要讲什么是中式。我们看到和提到最多的是明清时代的遗存。但实际上在汉代、唐代、宋代的文化都达到了高峰。中式都没有搞清楚，就不能提什么是新中式。
《设计》：您认为环境艺术设计的本质是什么？
张绮曼：
为生活而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解决了“人”、“地”危机，是一门研究人类生存的艺术。它可以丰富完善人的生活、改变人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门跨学科的专业。
《设计》：在您看来怎样才是好的设计？
张绮曼：
国际设计联盟在1995年提出了“整体设计”的概念，环境艺术设计也要遵循整体设计的原则。在设计中把握整体是很难的，变化容易统一难，需要很好的艺术修养。同时运用现代科技知识和技能与艺术修养，提出满足功能和精神要求的作品，具有艺术创新性。还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设计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时代，体现本民族和地域特色，具有文脉传承性的设计作品。
《设计》：一个项目的合理设计周期是多久？
张绮曼：
现在很多项目的设计周期都很短，这是过去大跃进的流毒，认为“人定胜天”，按照人的意志要求几天就能完成。还是要有科学的时间保证。根据项目的面积大小，设计及施工标准的高低，科学的安排时间以保证质量。国家博物馆及明堂·天堂的项目，我们都跟了三年，施工阶段也要盯住，最后才能达到让人震撼的程度。重要部位要做等比例的模型，我看过之后，定稿了才能正式实施。
设计之前要做调研，然后做草图方案，方案定了之后，开始做施工图以及施工配合，这几个过程都不能少。现在是有了方案就去施工，结果全走样。方案能不能落实，都要靠施工图和施工监督。
做设计一定要积累经验，现在学生跟我做项目，靠着我五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比如尺度，可以用眼光来掌握这个尺度，大空间有大空间的办法，把小空间的办法用到大空间里就不合适。锻炼多了，经验自然就多。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要靠这些经验，基础知识、技术、还要有艺术，艺术也是靠感悟和积累的。一个人做了很多年，不一定会成为骨干，还要看他个人的条件，有没有艺术的天分和修养。艺术和单纯的技术不一样，技术是好掌握的。我强调艺术修养和艺术审美是非常重要的。
《设计》：设计师如何解决中国本土设计的问题？
张绮曼：
环境艺术设计应当学习和利用现代科技知识，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弘扬，提高创新设计水平。
在多元文化时代，设计不仅要有功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又要能体现出对使用者的精神关怀和满足文化消费的要求，设计与文化、艺术一样承担着人类文明延续的角色。强调文化含量，体现本民族和地域特色成为当代设计的重要特征。
文脉传承一定要回归本土民族的文化传承发展，在文化传承中吸收领会传统文化精髓，找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有的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来搞创新设计。对本民族的遗产，深入挖掘研究。关注民生，挖掘研究本土民居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将中国文化精神和传统建造经验凝铸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成果中。
《设计》：国内外各种室内设计的大奖，有您特别推荐的吗？
张绮曼：
中国现在设了很多奖，但都不够权威。评奖太多失去了标杆作用。而且很多是公共空间、酒店会所、豪宅名宿。国家级的奖要严格选拔，地方的、行业的奖项很多，很难管控。
香港设计中心的评选还是比较不错的，它在全世界范围征集作品。请专业人员写评语，有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评价，这在国内并不多见。而且他们每年设定不同的侧重点，比较权威。
《设计》：如何看待各种“改造家”的节目？
张绮曼：
这些只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案例，不会成为专业的方向和主流，不值得提倡。几代人不应该拥挤在这样的困境中，这是不健康的生活。人权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有合理的、安全的居住环境，清洁的水，干净的空气。设计师的手法很高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也还是不合理的居住环境。
未来这些住房的遗留问题都应当解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多层或高层的集合住宅才是主流。大家应该结合生态设计理念，在正常的空间里做出更健康、安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住宅设计。
《设计》：如何看待国内建筑行业的发展？
张绮曼：
中国的建筑专业人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大部分的建筑从业人员都是工科大学培养的。缺少审美、美术功底和造型能力，所以不少高端建筑都是由外国建筑师来做。很多大型的设计院都只是在画施工图。中国建筑设计到现在还没有取得特别大的突破。虽然建筑师们都在努力，似乎还是没有探索出适合中国当代的建筑设计。我很期待中国建筑设计的突破。
张绮曼：1959年入读中央工艺美院建筑装饰系，1986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室内设计系的主任职务，2000年受到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环境艺术工作室。
（转载自：《设计》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