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系2016级摄影专业硕士王伟曾先后供职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3年，他受邀前往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采访拍摄，被使鹿鄂温克人生产生活中的透露出的原始、神秘和独特的气息所吸引,也正因为这次难忘的经历，让他与这个原始部落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间，他先后20余次深入“驯鹿部落”进行考察调研，借鉴影像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法记录了大量使鹿鄂温克人的影像，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20年9月，在与《中国摄影报》记者陈曦的访谈对话中，王伟详细阐释了这个项目的拍摄意图和相关故事。
《极寒中的森林守护者》 2020年1月
内蒙古呼伦贝尔
1、供职于中央新闻媒体任摄影记者、图片编辑近十年后，您又选择重新回到校园，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攻读摄影专业硕士学位，您是如何考虑的？研究生学习的日子里，您主要拍摄哪些题材和项目？
受家庭环境影响，我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相机。本科阶段学习时利用课余时间兼职在报社做实习摄影记者，大学二年级时拍摄的新闻图片就陆续被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等媒体选用，这个过程坚定了我毕业后从事摄影工作的信念。凭借实习期间的学习和历练，在本科毕业后考入央媒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但工作若干年后，发现自己对摄影理论和创作的掌握还很片面，也认识到想要在摄影方面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必须要经过系统的学习，于是我就在工作之余尝试考取摄影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有幸获得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摄影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
《巾帼“战疫天使”》 2020年2月
摄于北京
《飞机“化妆师”》 2019年5月
摄于北京
《“复兴号”高铁的“全科医生”》
2018年12月摄于吉林长春
在清华美院学习的日子里，我将自己“归零”，从传统银盐摄影拍摄和暗房基础知识学起，逐步过渡到“大画幅摄影创作方向”。在拍摄内容上我结合大画幅相机的优势，主要在人物肖像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学习。三年的时光里，导师冯建国教授的精心栽培，使我在摄影创作方面的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拍摄创作的摄影作品先后在各类展览、评选中入选，由此也使我在摄影领域获得了更多的可能。
2、本科毕业后，您供职于中央新闻媒体任摄影记者、图片编辑，从事新闻摄影近十年的您对于新闻摄影有哪些感受？
影像数字化的发展对于摄影技术来讲是一次全新的突破，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摄影门槛，图片发布更具实时性特点，媒介形式更加多样化。但同时，也在网络环境下给新闻真实性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新闻摄影工作者需要在提升新闻综合素养的同时不断跟随数字化背景发展，努力提升摄影记者本身摄影能力，具备“现代化摄影”和“全媒体传播”的要求。
近几年来，我用相机记录了社会变迁中近百个行业的人物故事。我认为，所谓记者，并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更应该是社会变迁的记录者。记者到基层采访拍摄，不仅要求我们记录新闻事件、记录社会发展，更应该记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故事、细节。只有把无数的细节和故事拼凑起来，才能形成一部社会发展史，我们才能真正地成为社会变迁的记录者。
《“京城”最后一位“钢笔医生”》
2018年6月摄于北京
《森林警察守护林海28年》 2018年7月
摄于内蒙古呼伦贝尔
《博物馆里的“医生”》
2020年5月摄于北京
《排爆手：生命线上的逆行者》
2018年12月摄于北京
《飞机维修师》 2015年7月摄于北京
《相机医生》 2017年7月摄于北京
《长江畔造船人》2019年12月
摄于江苏南京
3、您创作的项目《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初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将镜头对准这个部落，有哪些故事可以分享？通过这个项目的拍摄，您希望向观者传递什么？
2013年，我作为媒体人受邀前往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进行采访拍摄，使鹿鄂温克人生产生活中透露出的原始、神秘和独特的文化气息令人动容，而许多年轻一代的使鹿鄂温克人又选择了山下的现代生活。职业的敏感性让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濒危的文化形态，便萌生了利用影像媒介为后人留下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想法，这也揭开了“敖鲁古雅影像之旅”的序幕。此后的几年中，我先后二十余次深入“驯鹿部落”进行考察调研。借鉴影像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法，在不同季节深入使鹿鄂温克人居住地，将自己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在真实记录的基础上，融入他自己对使鹿鄂温克人的理解，通过艺术摄影与纪实摄影的镜头语言，为最具代表性的 34 位使鹿鄂温克人创作时代肖像。2018年，该影像创作项目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立项资助，加快了项目的推进。
在为使鹿鄂温克人拍摄人物肖像时，部落中最后一位老酋长的儿子何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常为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空闲时他便拿起随身携带的口琴为我们吹奏一曲曲动人的旋律。曾经，猎枪和口琴是何协的两个宝贝，放下猎枪后，口琴就再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他的口琴声中清晰地感受出他的无奈与忧愁，好像是在为像他父亲一样的驯鹿鄂温克人在哼鸣——那些为了驯鹿的生存，毅然重返山林的父辈们，很难忘也很感动。
在早期纪录使鹿鄂温克人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使鹿鄂温克人狩猎使用的猎枪、野鹿哨和桦树皮船，尽管它们都已尘封在历史中。但透过影像来了解民族文化，直观、准确又具体，能为后人提供非常好的历史记载和学术研究资料。使鹿鄂温克人在千百年来的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狩猎文化、熊文化和萨满教文化等极具独特性，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宝，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形态已成为濒危文化并逐渐走向消亡。这次项目的创作是对濒危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性记录和保护，能为今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王伟工作照
4、在您的《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项目中，既有纪实手法拍摄的部分，又有使用大画幅相机表现部落人像的部分，使用截然不同的两种手法呈现，您是如何考虑的？
使鹿鄂温克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极其丰富而优秀的民族文化，从而为悠久的华夏文明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内涵。他们的驯鹿文化涵盖生产关系、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由此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文化体系。在项目创作中，我选择使用纪实摄影的方式，目的在对被摄者生活状态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更加真实的还原使鹿部落中的文化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民族肖像部分的拍摄中，我采用的是大画幅相机(4×5 英寸)和黑白胶片这一传统的摄影方式进行创作。大画幅相机的特性在于无可比拟的视觉震撼力，尤其在展现人物肖像方面，人物面部的皮肤纹理、表情细节都能清晰地展现出来，给照片前的观众带来一种逼人深思的力量。
使鹿鄂温克人弥足珍贵的面孔在通过大画幅相机拍摄后，利用现代数字影像技术对底片进行扫描、输出，最后再利用早期古典湿版摄影术翻拍，最终将这一民族肖像缓慢定格在锡板的感光乳剂药膜上。
选择古典湿版摄影术作为最后的展现形式，其实是受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启发，他曾在《摄影小史》谈到早期相片时说，“这些相片虽然朴实单纯，与晚近的相片比起来能够产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响力，曝光过程使得被摄者并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间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在长时间的曝光过程里，他们仿佛进到影像里头定居了；这些老照片与快拍照的暂留掠影形成了绝对的对比……早期的相片，一切都是为了流传久远，这也正是湿版摄影术的魅力所在。”简单来说就是，古典湿板摄影术由于感光材料的不确定性和成像的缓慢过程，使得作品中的人物肖像具有了独特的美感和历史的厚重感。正如使鹿鄂温克人弥足珍贵的民族面孔，独特、稀有、历史感。同时，我也想以这种古典的摄影方式向历史致敬，为使鹿鄂温克人留下时代肖像。
王伟工作照
5、除了驯鹿部落这个项目，您目前还同时进行的其他项目吗？请您简单介绍。
从2012年起，我将镜头聚焦于社会变迁中即将消失的行业和相关的人物故事，如大兴安岭深处的“伐木工”、城市里的“铁皮裁缝”等等。相机记录下的这些职业，就像是特定时代的一个切片，具有某种“全息性”，经过岁月的洗礼，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珍贵记忆。
6、疫情期间，可能外出拍摄的时间减少了，您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自己未来的拍摄方向，可否介绍您接下来的拍摄计划？
《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这一项目在实际拍摄阶段用了近三年时间，创作过程充满艰辛和波折，能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是与许多人的帮助密不可分的。但相对于使鹿部落深厚的文化底蕴，项目创作本身所承载的内容量却远远不够。
使鹿鄂温克人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极其丰富而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寒温带地区的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但随着使鹿鄂温克人下山定居以及同现代社会的广泛接触，他们年轻的一代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未来的几年中，我会利用大画幅相机去解读和讲述“新时代使鹿鄂温克人”的故事。
《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系列，2018年
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图、文：信息系2019届摄影专业
硕士毕业生 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