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首都国际机场壁画 壁画创作与设计 艺术价值与意义

1979年9月26日，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的壁画群的创作、制作和安装工作圆满完成，举行了竣工仪式、参观和研讨活动，这标志着壁画工程从策划、上报审批、成立负责机构，到组织调配艺术家、工艺家及制作人员、实习学生进驻机场工作9个月，以及在景德镇陶瓷厂、邯郸磁州窑厂、昌平玻璃厂等制作单位的全部工作结束，宣告在中国壁画史和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宏伟工程胜利竣工！

这一壁画创作工程的缘起，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提议，报请国务院有关领导同意并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吕正哲、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华君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组成壁画创作领导小组，艺术创作制作负责人为张仃，袁运甫协助张仃工作，共调遣17个省市56位艺术家及工艺美术工作者与实习生（不包括景德镇等地工厂的工作人员），经过270多个日夜通力合作，完成了候机楼二楼的东西餐厅和贵宾室的壁画创作和安装工程，壁画和美术作品共计58幅，在机场现场创作制作人员52名，平均年龄38岁，他们通过辛勤的工作、忘我的劳动和高超的技艺、精美的创作与设计，绘制出中国壁画事业的高峰之作，开创新时期中国美术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壁画史上新的里程碑，揭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创作崭新的一页，对新时期美术创作具有较大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艺术创作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的路线和方针，全国人民焕发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新的首都国际机场是一座具有现代化风格的建筑群，是中国和世界联系的枢纽和桥梁，是对外开放的窗口。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既是对机场建筑公共室内空间装饰的需要，更是对外宣传中华民族文化和当代艺术的长廊，具有特殊的文化与社会作用。机场的竣工和壁画的完成，也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呈献的一份艺术厚礼。此外，壁画创作的艺术成就，也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新时期艺术创作成就的展现。

机场壁画竣工后，9月底至10月中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化部门、宣传部门领导人，文学与艺术界著名人士，纷纷前来首都国际机场参观壁画，领导人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谷牧、胡乔木、张廷发、黄镇、周扬、夏衍、李瑞环等，艺术家有蔡若虹、蒋兆和、吴作人、李可染、郁风、王朝闻、刘开渠、江丰、吴良镛、庞熏琹、艾中信、黄苗子、华君武以及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等，文学家有艾青、姚雪垠、白桦、丁井文等，可谓盛况空前。一组壁画创作完成，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艺术界如此重视，亲临现场参观，这是我国当代美术史上很少有过的现象。这说明机场壁画巨大的成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共有三千余名文艺界人士参加。为了将机场壁画的成就写进文代会的报告中，文联副主席周扬于10月15日亲自来机场参观调研，充分肯定了机场壁画将绘画与工艺美术相结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搞过壁画，机场壁画是艺术生活中的创举。他于11月1日在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高度评价首都机场壁画“为我国建筑壁画开创了新途径，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成果及创作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1]周扬在报告中对刚刚完成的首都机场壁画进行充分的肯定，在文代会上宣传了机场壁画，使之在全国文艺界扩大了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文艺观上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艺工作者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人、农民形象，开创中国艺术的新纪元，无论在文学还是美术创作中，都涌现了一批经典的优秀作品。但创作实践中也存在过于单一的教条主义倾向，对艺术形式和风格探索不够，过多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生活和中心工作发生重大转型，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上来，文艺创作也从为政治服务转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祖国大地万物回春，亿万人民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科学的春天、艺术的春天。美术创作也在从单一的现实主义方法向多样性创作方法转型，但这一切都是在探索阶段。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提倡文艺创作方法的多样性。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中产生的优秀美术作品，对于造型艺术实现从为政治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转型，对于创作方法单一的现实主义方法向多元创作方法转型，起到突出的示范作用。

此前一段时间，文艺界存在简单化地将艺术的功能理解成为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服务的倾向，这样很可能带来文艺创作题材和方法狭窄的现象。所以周扬在文代会前夕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专门抽时间去首都机场参观壁画并发表谈话，认为机场壁画创作在解决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上是做得很好的。“你们创作的祖国的山河、历史传说、民间风俗等，给人们一种向上的精神、愉快的感觉、美的享受，这不是配合政治了吗？它把社会主义祖国的面貌，把祖国的文化艺术宣传于人民，这就是一种教育作用，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啊！艺术应该多样化，像样板戏上的角色，谁跟谁都是斗争，艺术不能这么搞。尤其是这些壁画大都是作为休息的大厅、餐厅（中安装的），更加不能强调斗争的题材。”[2]可以说，周扬参观了机场壁画后，更加坚定了他关于文艺创作要多样化的思想。机场壁画的创作者和艺术家以艺术实践，突破了艺术为政治口号服务观念的禁锢，带动了文艺上的思想解放，文艺创作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政治的传声筒，将祖国壮丽山河画成山水壁画，将民间艺术因素融入现代艺术，将中国历史传说绘成壁画，给人们带来向上的理想、审美的愉快，这也在发挥艺术的政治和教育功能。这就告诉人们，必须重新认识文艺的政治教育功能，不能局限于阶级斗争题材。也许，今天我们回头看这些理论观点和创作题材，不觉得如何震撼，但当时确是在突破思想和创作的禁区。笔者1979年攻读文艺理论研究生，记得1979年文艺界作为热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为文学正名，争论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98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三百人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国作协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联合主办，会议的主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所以机场壁画的成功，从美术创作的实践方面，对于全面正确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文艺的教育作用、社会作用，对文艺创作的多样风格，提供了成功经验，极大地推动了美术界乃至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艺创作回归到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上来，这就是机场壁画的重要历史意义之一。

在创作题材选定、壁画材料制作、每张壁画的形式与风格的确定方面，张仃都和祝大年、袁运甫等教授及作者进行认真讨论和研究，这五十多件壁画和美术作品，像一曲雄浑壮丽的交响乐，张仃是总指挥，这首交响乐既要求各章旋律、乐音丰富多彩，又要求全曲主调明确而统一。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壁画工程，也只有张仃能够胜任这个总工程师和总指挥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型公共建筑室内壁画陈设装饰绘画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等，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及中国美协组织油画家、国画家创作《北平解放》（叶浅予）、《狼牙山五壮士》（詹建俊）、《转战陕北》（石鲁）、《毛主席在井冈山》（罗工柳）、《八女投江》（王盛烈）、《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关山月）等，以及50年代至60年代初创作的绘画作品，大多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还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英雄》及工人农民新的劳动者形象的作品，这被称为主题性创作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大多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实手法。这批作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共建筑中的公共艺术经典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1979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界开始涌动多样化创作方法的文艺思潮，加之首都国际机场是对外改革开放及国际交流的一个窗口，张仃充分考虑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机场的特殊功能，在壁画内容选择上，没有沿袭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重大题材的选材内容，而是发挥中央工艺美院装饰绘画与工艺美术制作方面的特征，从强调政治和革命斗争主题，转向中国民族文化传统题材、民间艺术题材、山水风景题材、民俗民风题材、科学成果题材，表现方法亦从单一的现实主义“红光亮”“高大全”，转向既有现实主义，又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方法，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换，从之前绘画强调政治思想教育作用转向重视作品的文化功能和对观众的审美形式愉悦功能。这应该说是艺术界最早的改革开放的创作成果，给艺术界带来一股新风，是艺术界思想解放的先声，比文学创作和绘画创作中的“伤痕文学”“伤痕美术”还要更早一些，而且由于机场壁画追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底蕴，倡导装饰性与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与形式探索精神，因而更具有持久的艺术影响力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张仃在延安时期，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受毛主席关于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及强调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和重视民间艺术精神的影响。同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毕加索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他在南京和上海也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画册）和中国带有现代主义创作风格的影响，加之他从事漫画创作和在延安从事展览设计工作，所以他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带有多元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他参与了政协会徽设计，参与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的美术设计，参与了国徽设计以及参与了第一套纪念邮票的设计，重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象征与装饰方法。此外他又到法国等西方国家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设计工作，了解西方现代艺术，并且拜访过毕加索。他和李可染、罗铭于1954年最早到江南进行国画创作写生。他强调民间艺术，重视工艺美术的衣食住行的大众化作用，这一切，使得张仃的艺术思想带有包容性，创作方法是在尊重现实主义的同时，强调笔墨特点，强调绘画和工艺美术的装饰性及审美构成形式，加之机场建筑特定环境的功能需要，这一切使张仃在机场壁画内容上，没有沿袭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题材和斗争题材，而是主要选择民族文化题材、风景题材和民俗题材等内容，追求形式和制作材料的多样性。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十分钦佩张仃的这一重要的艺术决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一些重要公共建筑中的壁画主要是油画和国画，这些作品完成后再上挂墙壁，内容主要是重大历史题材，以政治性、主题性见长，发挥了独特的政治教育作用，其作品主要由中央美院教师和毕业生创作完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创作，这一现代性公共建筑及其功能，不同于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的功能，社会的发展和中心工作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壁画内容不大适合继续沿袭北京其他公共建筑壁画中的战争题材等内容，而改用文化题材，民族风俗、民间艺术与山水风景题材，使其能够适应更广泛的观众观赏要求，为国内国际旅行者所接受。而这一重要任务的承接单位没有选择中央美术学院，而是选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与中国壁画艺术发展的必然！

首都机场壁画和美术作品共有58件，表现中国历史文化神话传说内容的有《哪吒闹海》（张仃）、《白蛇传》（李化吉、权正环）、《屈子行吟》（范曾）、《花木兰》（李兴邦）、《穆桂英》（王晓强）；表现少数民族题材和民俗题材内容的有《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袁运生）、《傣家风光》（朱军山、李兴邦、王晓强）、《藏族舞蹈》（叶浅予）、《民间舞蹈》（张国藩）等；表现自然风光山水花鸟题材的有《森林之歌》（祝大年）、《巴山蜀水》（袁运甫）、《北国风光》（吴冠中，油画）、《北国风光》（王学东、张为，玻璃画）、《万泉河》《荷》《梅》（乔十光）、《黛色参天》（张仲康）、《黄河之水天上来》（李鸿印、何山）、《白孔雀》（李宝瑞）、《黄河》（李鸿印）、《长城》（朱曜奎）等；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有《祖国各地》（画稿作者：何振强，工艺设计：王学东）、《科学的春天》（肖慧祥）、《南海落霞》《苏州水乡》（乔十光）、《舞蹈》（阿老）。此外还有一批著名书画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国画有钱松喦的《山水》、唐云的《芭蕉麻雀》、潘天寿的《荷花》、亚明的《大江歌罢诗意》、黎雄才的《山水》、霍春阳与孙其峰的《迎春》、于希宁的《凌霄》《玉兰》、谢稚柳的《荷花》、刘继卣的《肥菌》、许麟庐的《葡萄菊花》、刘力上与俞致贞的《花鸟》、侯德昌的《山水》、蒋正鸿的《山水》等，以及沙孟海、于立群、李铎、费新我、刘炳森、范曾、林散之、刘博琴等人的书法作品。这些壁画和书画作品琳琅满目，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时期美术创作的繁荣景象。创作方法涉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与象征、变形与夸张、装饰风格与形式构成等。运用的材料和绘制方法有工笔重彩、丙烯、磨漆画、陶板刻绘、瓷砖彩绘、贝雕画、玻璃蚀刻画、水墨画、油画、版画等，各种材料与各种制作方法，丰富多彩，并且在陶板、瓷砖、贝雕、玻璃、磨漆等工艺制作方面，得到景德镇、邯郸、青岛、北京昌平等地工厂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一个壁画工程少有的现象。首都机场壁画以其题材内容的广泛、创作方法的多样、表现手段和材料的丰富，震撼了中国艺坛，开启了中国当代多元化艺术风格的序幕！

在这些作品中，曾有两件作品出现争议，反映改革开放初期文艺思想方面的状况。

其一是袁运生的巨幅丙烯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内容中有一节所画傣族姑娘泼水节后沐浴的情节，出现了几位裸体女子沐浴，引起争议。包括胡乔木、黄镇、周扬等领导都支持作品，最后邓小平同志发话说“我看可以嘛”，这才保住了作品中的这一形象，即使如此，也被遮盖了若干年才同观众见面。1917年刘海粟在他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使用裸体模特儿，并在相关展览中公开展出人体素描作品，遭到某女校校长怒斥“有伤风化”。在西方美术中人体写生是美术造型基础训练的重要环节，素描、雕塑、油画精品中都有人体作品。1979年虽然离刘海粟展出人体画风波过去了60多年，但封建思想的影响及对人体艺术认识的不足，导致对《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人体形象的指责。试想如果连人体艺术都不能接受，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美术新潮将从何谈起。所以，《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人体形象的出现，对解开艺术上的思想禁锢，对艺术领域的思想解放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其二即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采用想象的思维和夸张变形与抽象的手法表现科技题材。此作品也带来争议，但最终通过。一是这是美术创作中开辟表现科技的新题材，预示改革开放时期，科技发展将是国家兴旺强盛的推动力；二是变形夸张与抽象手法成为后来85美术新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先声。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丙烯 2700cm×340cm

画稿作者：袁运生

绘制：袁运生、连维云、费正

原作位置：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

科学的春天

陶板刻绘 2000cm×340cm

画稿作者：肖惠祥

工艺顾问：郑可、严尚德

工艺监制：严尚德、张一芳、岳景融、任世民

烧制：中国磁州窑

原作位置：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

总之，机场壁画在创作观念、题材内容、创作方法、表现形式、材料运用、多样风格等方面，实现了一次大突破，正如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在9月30日上午参观后指出的:“这些作品是了不起的作品，给予人们极大的艺术享受，好比吸进了一股新鲜的氧气一样。”认为机场壁画有很大的艺术上的突破，找到了新的表现语言和艺术技巧。日本评论家桑原住雄参观机场壁画后，专门写了评论文章，他说：“这使我感到，比我在日本所想象的还要强烈得多的一股活力的旋转。”机场壁画得到国内外观众的很高评价，是美术创作上的一次大飞跃，实现了从单一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向多元化创作观念与方法的转换，开启了改革开放时期美术的新篇章，在当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二、机场壁画的艺术成就和启示

机场壁画之所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在于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机场壁画的代表作者张仃、祝大年、袁运甫、袁运生、乔十光等，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表现形式，都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实践，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中央工艺美院从1956年成立，就重视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重视为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服务，由于重视装饰性也就特别重视材料和形式美的构成，重视艺术规律，开创一条有别于中央美院等院校的教学与创作道路。1958年张仃院长成立壁画工作室，还根据“大跃进”时代农村到处画墙壁画的现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办过两届壁画班。当时北京搞十大建筑，张仃是美术组长，十大建筑美术设计也准备上壁画，所以张仃就惦记着壁画这件事。这说明，张仃对壁画这种形式及其功能早就进行过思考。1977年特艺系装饰壁画专业恢复。1979年5月，77级装饰壁画专业14名学生加入机场壁画创作制作实习，创作组分为陶瓷壁画、磨漆壁画、传统重彩壁画、丙烯壁画4个组，特艺系15 名教师参加，另有杜大恺等两名研究生参加，还有外单位借调的10多位艺术家，其中大部分是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老毕业生，这样组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创作队伍，并有著名艺术家张仃、祝大年、吴冠中、俞致贞、乔十光、袁运甫、阿老等坐镇，这样一支精干的充满朝气的队伍（平均年龄38岁），保证了机场壁画创作的高水平与高质量。正如李可染在1979年10月9日到机场参观后所言：机场壁画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与张仃的领导气魄分不开的，他在艺术上接触很广，很精通，因此机场壁画作品的表现的面貌是十分丰富多彩的。机场壁画的总指挥张仃，是造型艺术领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家，他在漫画、木刻、年画、宣传画、国画、壁画、焦墨山水、国家形象设计、邮票设计、装潢标志设计、展览设计、书法等领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他既在延安听过毛主席的文艺讲话，也多次出国担任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还和毕加索交流过，他既在战争年代为延安的展览活动做过总设计，鼓励过“街头美术”，也参加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所以他具有广博的艺术与设计知识及实践经验，艺术视野宽广，并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也有丰富的领导统筹能力，这样保证了只用九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一艺术中的巨大壁画群工程，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机场壁画从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上突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民间文化与现代形式的结合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之根基，是发展中国当代文化与艺术的宝贵资源。将我国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形式结合，借机场壁画向世界展示，是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契机。张仃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身体力行，创作了15米×3.4米的大型重彩壁画《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

重彩 1500cm×340cm

画稿作者：张仃

绘制：张仃、申毓诚、楚启恩、李兴邦、王晓强、张一民

原作位置：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

哪吒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人，是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在民间敬重为救世护民的神将，统领天兵天将，是“太子元帅”和“火轮天王”，常以少年儿童的模样登场，与四海龙王搏斗。哪吒除恶斗魔的少年英雄形象，深得民间大众喜爱。张仃在1979年年初应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参与大型动画片《哪吒闹海》的电影形象和美术设计工作，并担任美术设计总顾问。他强调民族特色，在人物设计过程中，广泛参考历史资料，包括敦煌、永乐宫的壁画，民间版画，年画等，并注意神话故事内容和美术动画片的特点。该片于1979年国庆前后上映，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张仃参加电影美术片《哪吒闹海》设计后，意犹未尽，正好接下机场壁画任务，他便将电影设计中的思考、资料与形象设计，作为壁画《哪吒闹海》的基础，按照平面造型艺术规律，重新创作《哪吒闹海》壁画形象。因此，壁画《哪吒闹海》具有坚实的创作基础，并不是张丁即兴选择题材匆忙的创作。

张仃在主政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学和创作设计工作时，一直提倡民族、民间两个概念，倡导建立工艺美术中的中国学派，将壁画《哪吒闹海》作为以工笔重彩表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尝试。张仃借鉴民间年画，运用工笔画中线条造型，并运用重彩加强画面的装饰性，创造神话中想象世界：仙境中的宫殿、翻卷的海水、凶恶的龙王、善良的民众，特别是创造了少儿英雄哪吒，他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手握斩妖枪、项戴乾坤圈，他三头六臂，能上天下海，除魔降妖，还可以分持各种武器，同时应战各方来敌，为民除害，战无不胜，代表不畏强敌，以善胜恶，保护民安的民间大众的理想与意志。该画构图新颖，将诸多情节统一于画面，并让哪吒形象多次出现在各情节中，画中线条流畅而富有表现力，色彩纯净而古朴，形象生动而别致，画面形式将传统重彩和现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是将民族民间的文化因素和现代审美观念与形式结合的典范，亦成为机场壁画的杰出代表作品。

张仃在规划机场壁画的题材内容时，对民族、民间题材也特别重视。其他表现历史人物的作品还有范曾的《屈子行吟》水墨画，塑造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屈原置身楚地，沉吟泽畔，忧国忧民，吟诵楚辞，抒发高洁的品格与情怀。李兴邦的贝雕画《花木兰》，用贝雕的形式，塑造北魏时期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具有忠孝节义品质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形象。王晓强的贝雕画《穆桂英》，也塑造了一位披挂上阵的女元帅形象，穆桂英在《北宋志传》中被记载，是戏曲小说《杨家将》中的女英雄，在民间流传很广，王晓强用贝雕画创造了新的穆桂英形象。李化吉、权正环合作的丙烯画《白蛇传》描绘蛇精白娘子与人间的许仙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塑造了这对浪漫传奇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都以独特的形式，向国内观众和国外旅客展示了中国历史人物形象和传说故事，增强了观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大国，机场壁画也有多幅少数民族生活、风俗及舞蹈方面题材的作品，展示少数民族的当代风采和风俗特点。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27米宽、3.4米高，是一幅巨型丙烯画，表现傣族人民泼水节的风俗，歌颂傣族人民热爱生命、向往幸福的生活理想。朱军山等人的《傣家风光》用贝雕形式呈现傣族的自然美景和生活风采。叶浅予的《藏族舞蹈》用水墨形式表现藏族青年男女在悠扬的藏笛声中，载歌载舞的欢快场景。我国民间艺术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造力，如张国藩的陶板壁画《民间舞蹈》，画面中充满运动感和生命活力，表现民间的狮舞、龙舞、红绸舞，龙狮的形象借鉴民间布塑、剪纸造型特点，既发挥线条的韵律作用，也强调色彩块面的组合，具有现代艺术中的抽象块面与立体主义的几何造型效果，将民间艺术和现代形式完美结合。

机场壁画中的民族民间题材作品，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内容、历史人物与巾帼英雄以及当代民族民间生活风俗与艺术，用现代新的形式加以表现，强化民族民间艺术的风格特点，打造中华民族艺术的当代学派，向世界传播中国民族文化，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正如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参观壁画后所称赞的：“这许多作品可以向中外客人宣扬我们伟大国家的文明，作用很大。”

（二）绘画与工艺的结合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术传统之一，就是主张大美术观，主张绘画等纯艺术同工艺美术应用艺术相结合。该院创院院长之一庞薰琹曾是20世纪30年代决澜社的领袖，从事现代油画创作，后来从事图案设计，研究装饰绘画和工艺美术，强调绘画与工艺的结合。张光宇和张仃都十分重视装饰艺术，他们既从事绘画也从事设计工作，他们主张大美术观，反对将绘画等纯艺术同工艺美术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强调二者的融合创造。这一学术思想，在机场壁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机场壁画，一方面是平面的视觉艺术，遵循绘画的造型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经过特殊的工艺技术，如陶刻、瓷绘、磨漆、贝雕、玻璃、丙烯等材料的加工，制作成壁画作品，其工艺、材料、科技因素也很重要，必须使这几种因素完美结合才能创造出一幅优秀的壁画作品。

1974年，袁运甫与吴冠中、黄永玉等人接受北京饭店邀请，为其创作壁画，他们从上海沿江到重庆进行写生考察，袁运甫创作了国画作品《长江万里图》，但北京饭店因种种原因取消了这一计划。袁运甫后将《长江万里图》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又取自当年考察长江所收集的创作素材及《长江万里图》中的一段，创作了宽20米、高3.4米的巨幅丙烯壁画《巴山蜀水》，描绘了长江、重庆、嘉陵江、三峡等的绮丽风光，表现祖国的锦绣河山，气势磅礴。袁运甫采用蓝色作主调，注重将绘画性和装饰性统一，色彩由蓝、绿、紫组成，并显出微妙变化，丰富而有层次，吸收西画中的光影效果，山体结构造型呈现风格化的处理，将自然形象进行提炼和形式化创造，远取其势，近取其质，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他把绘画性与工艺装饰性特别是色彩的装饰性结合起来，使该画成为机场壁画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哪吒闹海》与《巴山蜀水》安置在机场外宾接待厅，使外国朋友能够观赏到中国文化与自然风光。

巴山蜀水

丙烯 2000cm×340cm

画稿作者：袁运甫

绘制：袁运甫、杜大恺、刘永明

原作位置：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

另一幅重要作品是祝大年的瓷砖壁画《森林之歌》，这幅作品宽20米，高3.4米，是巨幅大画。1935年，祝大年到日本留学，曾学习图案艺术和陶瓷艺术。他创作了《白玉兰》等高水平工艺重彩绘画，他所画的风景、花鸟、人物白描细致精工，把装饰性和再现自然融为一体，他又将这些白描转换成重彩国画，重视画面的装饰性和秩序感，形成独特的形式风格。他创作的《森林之歌》，取材于西双版纳大森林和广东新会县（现新会区）的“小鸟天堂”，描绘南方亚热带地区树木葱茏苍翠，一派生机勃发景象，前景粗壮的大榕树枝叶茂盛，背景是淡淡的绵延的山影，再现原态森林的自然之美，引起观众对自然敬畏的崇高美感。祝大年不仅是位卓越的工笔重彩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陶瓷艺术家，他于1941年任重庆窑厂工程师，从事陶瓷坯釉研究，1943年任重庆中央工业试验所陶业厂厂长和总工程师，1946年任上海红叶公司陶瓷厂厂长、总工程师，从事建筑瓷和釉面砖研究，1950年任轻工业部高级工程师，主管全国陶瓷行业的生产销售，兼任中央美院陶瓷科主任，1952年在景德镇主持建国瓷的设计制作，1956年任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主任、教授。由于他具有陶瓷设计制作的经验，决定将《森林之歌》绘画用瓷砖制作，由景德镇24位瓷绘老艺人在3000块瓷砖上精心绘制，经过烧制而成，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件巨制壁画是绘画与陶瓷工艺及科技结合的成功典范，达到“绘画是杰作，制作也是杰作”的效果。

森林之歌

瓷砖彩绘 2000cm×340cm

画稿作者：祝大年

画稿助理：施于人、刘博生、陈开民

工艺制作：中国景德镇

原作位置：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

机场壁画大多为美术家与工艺家合作共同完成。肖惠祥的大型陶板壁画《科学的春天》、张国藩的陶板壁画《民间舞蹈》都是绘画和陶瓷工艺的结合，青岛贝雕厂贝雕工艺家帮助完成了贝雕画作品《傣家风光》和《花木兰》。北京市昌平区七一制镜厂帮助制作玻璃画《北国风光》《祖国各地》。乔十光与朱曜奎同磨漆工艺家施萱蓉、吕永林、张虹、赵志纲完成漆画《万泉河》《长城》《苏州水乡》等。这些作品将美术与工艺完美结合，是美术家与工艺家相互交流、启发、讨论，最后由工艺家和工人们制作而成。以《森林之歌》为例，为了完成这一大型瓷板壁画，江西省陶瓷工艺公司、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研究所及各大瓷厂，选调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陶瓷工艺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壁画创作组，年逾花甲的祝大年教授到景德镇进行指导，年近古稀的陶艺老人章鉴进行制作把关。工艺制作是一个大工程，要将壁画稿本进行放大绘制，还有颜料配制、烧炼几个方面的工序。24位制作人员反复研究，按画面内容分成树干、花卉、山石、禽鸟、人物等几组，进行穿插绘制，线条组织、色彩配置、树枝交错、禽鸟飞动、人物动态非常复杂，还要将20多人所绘的风格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满意效果，该作品由烧制出3000块瓷砖拼镶而成，成为美术与工艺结合的佳作。

机场壁画成为绘画与工艺美术结合，美术家与陶瓷厂、贝雕厂、玻璃厂工艺家合作的一个试验场，密切了艺术家与工艺家的相互了解，既帮助画家们完成壁画制作，也提高了工厂的艺术水平，传承了工艺家的手工传统与现代技艺，开辟艺术家和工艺家及工厂结合的新的路径。

（三）壁画与建筑环境的结合

壁画是一种公共艺术，是绘制在公共建筑上，供观众观看、欣赏的艺术。早在战国时期的屈原就因观看楚国公卿明堂所绘的山神灵怪、大川水泊的壁画而引发思考，创作楚辞《天问》。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佛教大兴，如敦煌壁画取得辉煌成就。道教壁画以元代永乐宫壁画为代表，是壁画中的杰作。进入20世纪后，在战争年代也有过宣传抗战的壁画，有的未能保存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画、油画、年画、连环画、版画、水彩水粉画都得到较快发展，而壁画则有些滞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城市发展，公共建筑增多，为壁画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壁画创作设计和纯绘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必须考虑壁画和建筑环境的关系，要使壁画作品和建筑的环境与功能协调，建立壁画的大空间观念。

1979年9月，为迎接国庆30周年，初具“现代化规模”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及配套设施竣工。候机楼193米长，66米宽，高5层，面积为6万平方米。建筑外墙用灰蓝、孔雀蓝、米黄瓷砖分层装贴，大方明亮，整座建筑既有民族特点又有现代风格。候机楼内的贵宾室与餐厅是旅客休息和就餐的地方，在其中布置壁画，张仃和各位艺术家充分考虑这个现代性的建筑空间以及餐厅和休息厅的功能，选择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民间艺术和少数民族风情及祖国自然风光以及科技内容作为主题，可向国内外宾客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民族风情和科技理想。如东餐厅的《哪吒闹海》，展示神话中的哪吒小英雄，《巴山蜀水》以绿色、蓝色和紫色为基调，给人以宁静清雅的感觉，使观众在审美愉悦中领略长江的风采和三峡的雄峻。西餐厅为最大的壁画，27米长，3.4米高，表现傣族人民泼水节的风俗，在茂密的热带森林里，龙舟游弋于澜沧江上，傣族青年男女追逐、欢舞，呈现欢乐幸福的场景，展示人们热爱生活的愿望。这幅壁画节奏起伏，就像连环画一样，观赏性很强，深受观众好评。另一大型陶板壁画《科学的春天》，以表现性和抽象与象征手法，展现我国古代科技，预示艺术与科技的春天到来，切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其他如《森林之歌》《黛色参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北国风光》《长城》《玉兰花开》《苏州水乡》《民间舞蹈》《傣族舞蹈》《西藏舞蹈》等，以祖国自然山水、花卉、民族民间生活题材为内容，对宾客具有很大的审美吸引力和感染力，符合建筑空间及其功能的要求。机场壁画以文化功能和自然风光、民族民间风俗为主，根据室内空间大小进行布置，既让这些壁画和美术作品起到装饰室内空间的作用，同时又发挥壁画的文化功能和审美愉悦作用，开创新中国壁画与建筑结合的成功范例。

袁运甫特别强调壁画与建筑的关系，他在《壁画问题探讨》一文中，认为壁画的根本特点是它附属于特定的建筑，应当是建筑的有机部分。如《巴山蜀水》壁画墙面正中有一座6扇的大门，门上装有40厘米长的电子钟，袁运甫在壁画设计中，借助构图和色彩弥补这一问题，采用与正中大门垂直线相统一的屏风式画面，处理成十一块分割的通景构图，每块之间镶嵌铝金线条，让壁画与门框统一起来。他认为为了达到壁画与建筑形式的协调，应当考虑到建筑本身的安定感及其使用功能与空间处理的要求，提出“壁画是构成画面的精神空间和建筑的物质空间的统一体”[3]。壁画家要关注现代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变化与发展，适应现代建筑发展的需要。袁运甫在壁画创作中总结出来的有关壁画与建筑空间统一的理论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首都机场壁画对公共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胡乔木参观后，给予很高的赞扬，他还指示，还可以搞一些公共雕塑，使公共建筑与环境相融，既有壁画又有雕塑，更加丰富，周扬也谈了类似意见。为了促进中国壁画的发展，谷牧副总理和文化部黄镇部长，都支持张仃提议的成立中国建筑壁画协会，并强调要吸收建筑家加入此协会。他们还建议专门成立壁画工厂，制作壁画，可以对外国销售壁画及发行壁画衍生品等。

机场壁画对我国新时期壁画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机场壁画像一丛报春花一样，预示了中国壁画春天的到来。中国有着壁画的悠久历史，古代壁画大多为佛教道教壁画及为朝廷服务的帝王将相内容的壁画。改革开放新时代来临，社会发展，城市建筑需要具有新的内容与现代审美形式的壁画，以张仃为代表的艺术家创造了机场候机厅的“壁画之廊”。正如记者在《工人日报》中所报道的那样，这些壁画“精工绘制了各种风格、流派的佳作，候机楼简直成了美工艺术的殿堂了”[4]。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人在机场壁画座谈会上说：首都机场是我们国家的一座大门，候机厅是机场的中心，是成千上万各国朋友往来的地方。在大楼里有张仃院长为首的几十位美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和美术作品，“这在国际性机场是一个创举”。中外旅客将对这些优秀的作品进行艺术欣赏，这种艺术欣赏是对广大旅客“最高贵的礼品”。首都机场壁画像一声春雷，给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文艺发展带来很大的启示，标志着中国的壁画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作品也是中国当代壁画的高峰之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将载入中国当代美术史册！

注释：

[1]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2]同上

[3]袁运甫等：《壁画问题探讨》，《美术研究》1980年第1期

[4]孟东明：《为四化献身 为祖国增光——首都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纪实》，《工人日报》1979年9月25日

（作者：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

2022年第11期第54页-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