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预告】写生·创作：祝大年艺术作品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展览预告】写生·创作：祝大年艺术作品展

2021.11.15

展览前言

杜大恺

就艺术创作的结果而言，写生与创作有时是同一回事，写生是创作，而借助写生收集素材，重新结构画面，最后完成的作品也是创作。相对具象的艺术创作，大致都是由这两种方式完成的。现代主义之后另有完全不凭借写生的艺术创作，我们姑且不议论。

《夔门》祝大年 1973年

钢笔画 39×53cm

《夔门》祝大年 1973年

工笔重彩 111×154cm

此次祝先生的展览展出了两类作品：一是写生作品，二是借助写生完成的创作作品，将两类作品并置展出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模式：一方面可使观赏者领略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使观赏者对祝先生独特的创作路径获得直观的认识。

《苏州园林》祝大年 1973年

钢笔画 104×104cm

《苏州园林》祝大年 1980年

工笔重彩 97.5×97cm

中国古代绘画鲜少面对景物写生完成，多半是通过目视、心记、神会完成其创作，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写生是由西方传入的，已有百年的历史。西方人有时直接以写生进行创作，有时则借助写生积累素材然后进行创作，这是因为西方的艺术贵在写实，而中国的艺术重在写意，其“写实”与“写意”背后都有深邃的历史蕴藉，没有对错，各呈异彩。西方的写生所以能够传入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艺术有渐次趋向表现现实的追求，因为这样的历史选择，写生遂成为中国艺术创作中被广泛接纳的一种方式。

《黄山云海》祝大年 1973年

钢笔画 39.5×106.5cm

《黄山云海》祝大年 20世纪70年代

工笔重彩 56.5×112.5cm

上个世纪50年代，张仃、李可染、罗铭一起去安徽写生，已证明中国画是可以表现现实的。他们的安徽写生之行，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中国画险些被历史遗弃的命运。

《崂山小景》祝大年 20世纪70年代

钢笔画 38.5×54cm

《崂山小景》祝大年 20世纪70年代

工笔重彩 83.5×118cm

今天中国画家已不再为写生纠结，但偶或仍有“为写生而写生”的质疑，如若细究，亦只是质疑这些写生或与宏大的中国画创作新历史的时代命题存在疏离。所以要改变的不是写生本身，而是写生的目的与方法。祝先生的这个展览其实一多半回应了这些问题。

《十渡风光》祝大年 1974年钢笔画 39.5×70cm

《十渡风光》祝大年 1974年工笔重彩 62×113cm

需要指出的是，写生与创作究竟有多少因果关系，其实是没有定势的，每个艺术家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无数的可能，这是艺术的必然。祝先生的选择很独特，不可复制。

《李村大枣树》祝大年 1972年

钢笔画 38×53cm

《李村大枣树》祝大年 20世纪70年代

工笔重彩 82.5×118.5cm

进入多媒体时代，写生的一些功能已被多媒体替代，但人与机具之间的差异依然是真实的存在，科学在不断创造新的观看和记录世界的方式时，并未阻断亦不能阻断人的能动性，也许可以预言，写生或有未来。

《李村秋实》祝大年 1972年

钢笔画 38×53.5cm

《李村秋实》祝大年 20世纪70年代

工笔重彩 82.5×125.5cm

1978年，我曾陪同祝先生一同去广州西樵写生，时已入冬，祝先生披着棉军大衣，坐在小马扎上一坐一天的写生情景，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对我那是永久的记忆。

艺术家生平

祝大年

祝大年（1916年－1995年）是我国现代陶艺、现代壁画、现代工笔重彩画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名教育家，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

先生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专，18岁转入国立北平艺专后，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赴日本学习陶艺，师从日本人间国宝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其60年艺术生涯，在他从事的所有艺术门类中，几乎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他主持设计的建国瓷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座高峰；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森林之歌》是中国壁画艺术史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工笔重彩直追古人笑傲西方；他的钢笔画堪称教科书般的经典。

他的作品艺术风格鲜明，表达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他的作品在传统基础上，追求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东方风格。他的作品取精微而抒广大，远看有宏伟气势，近看又精致入微，他的重彩画是在写生提炼的基础上，并赋予其对色彩造型意境的追求，以构建成他心目中美好的乌托邦。

祝大年自述

学习传统不一定能创新，但要创“民族之新”“时代之新”就不能没有自己的传统。

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画，线条与色彩之所以那样的协调统一，是立足于一个传统的“对位法”——“三平”的效用。这“三平法”是：平面构图、平面形象、平涂色块。只有这样，它的装饰性和生动性才能得到高度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