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清美讲堂”在美术学院C528报告厅举行。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苏丹，以“非遗是一列时代专列”为题，为现场师生与业界同仁带来了一场思想深刻、视野宏阔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晓昕主持，美术学院副院长李迎军、王小茉以及各系师生代表等出席。
清美讲堂现场
王晓昕主持（左）、讲座现场（右）
01 转向非遗
苏丹作主旨发言
苏丹坦言，自己曾是崇尚现代性、推崇现代教育的人。五年前，他调入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让很多人不解。“作为一个设计专业的、崇尚现代性的人，突然一个急转身，去了一个看上去比较传统的领域。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挑战。”
但他用五年的实践回应了这份困惑：非遗并非简单的传统保存，“非遗本身就是一列时代的专列，它用保护和传承的视角，把过去零散的门类统称为一项事业。它有纲领，也有行动。”
苏丹介绍，近年来，非遗越来越热。抖音平台每天近8万场非遗直播，北京国际电影节专门设立非遗微电影板块，非遗短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非遗进入了一个黄金阶段，我还看不到它什么时候会衰败。”
02 非遗与现代性
苏丹表示，要理解非遗，必须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现代性带来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苏丹指出，现代主义带来了理性、进步和科学，但也埋下了多重危机。“文化的同质化、工具的理性化、人类中心主义、身份认同的危机……就像出差频繁的人早上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哪，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
苏丹认为，现代性以“断裂”为前提，反传统。正是在对现代性的系统反思中，非遗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应运而生。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到后殖民理论对西方普世主义的质疑，再到环境运动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2003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标志着非遗从学术批判走向全球治理。“非遗的提出，来自于现代性的困惑。我们在寻找系统性解决方案时，突然发现非遗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苏丹强调，非遗的定义本身就是一次观念的飞跃。“非遗的定义方式是后现代的，它强调活态、关系性、嵌入日常，明确了非遗的主体是人，不是知识的文本。”他特别指出，非遗具有强烈的“环境属性”——同一类非遗项目，在不同地域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环境的信息会在每一项非遗中得到反映。
03 中国经验
谈及中国非遗保护成就，苏丹用了“举世瞩目”四个字。从20世纪50年代的普查工作，到2004年加入联合国公约，再到立法、四级名录体系、文化生态保护区、研培计划——一套“顶天立地”的制度框架已经形成。“顶天——上升到立法和制度层面；立地——扎根田野。”
苏丹指出，数据是最好的证明：非遗相关年产值达1.1万亿；春节期间非遗馆日均观众过万人。
研培计划同样成果斐然：149所院校参与，直接培养5.1万名传承人，惠益传承人群超过20万人次。
04 设计是非遗转变的重要媒介
作为设计师出身的非遗管理者，苏丹特别强调“设计”的关键作用。“设计是非遗转变的重要媒介。设计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要靠这种现代性的媒介，把传统的东西嫁接到当代社会里。完全靠传统的思维方式，很难。”
他与著名媒体人、文化传播者杨澜联合策展的“新生万物”系列展览，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2024年在巴黎卢浮宫西翼的装饰艺术馆，2025年在米兰拿破仑行宫，将非遗与当代设计并置。他还分享了“清华大学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五年项目的实践：山西漆艺在永乐宫展出，让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碰撞；陕西皮影整合了造型、表演、剧本、唱腔；安徽造纸则面临更大挑战——40多道工序的现代工业概念，没有一个人能从头到尾做下来。“非遗不简单是工艺美术，它的复杂性远超想象。”
05 悖论与淘汰机制
苏丹并不回避非遗面临的挑战。“非遗的出发点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补偿，但它又不得不依赖现代性所创造的制度和结构来运行——这是它最大的悖论。”他坦率地指出，并非所有传统都值得且能够被保护。国家有一套筛选机制，例如婚闹、哭丧等项目，就很难进入非遗名录，市场也有自己的淘汰法则。
苏丹比喻，“现代性像洪水，非遗最早是抢救濒危物种的方舟，但如今， 非遗成为时代的专列，运力更强、视野更广。”他呼吁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和学习者积极登上这列时代专列，强调大势所趋、轨道明确，脱离了这列快车就很可能会被时代淘汰。
但他也提出了忠告：“非遗的价值不仅仅在名录身份。它是一套话语构建、政策推动、制度设计、学术阐释和社群实践的整体。非遗保护激活了一场面向当代的文化再生产。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两个小时的讲座，苏丹以思想者的深度、管理者的实践和设计师的敏锐，为清华美院师生描绘了一幅非遗作为现代性自我反思与文化复兴运动的壮阔图景。
资料提供 | 工艺美术系
撰稿 |孙佳鸣
图文编辑 | 陈洁
审核 | 王晓昕
